投壶之礼,主人奉矢,司射奉中,使人执壶晋

投壶是一项介于体育与宴乐之间高级别的礼乐活动，始现于东周（公元前年～公元前年），上到天子诸侯，下及大夫士人莫不参与其中，在汉、唐时期也十分流行，至宋代后逐步衰落，在明清宫廷里仍有该项活动。

　　就目前所见到有些被看作“投壶”的实物，实际还处于简单的比附阶段而缺乏唯一性，只有河南南阳东汉画像石上见到的“投壶”图没有争议，刘红玉《南阳出土投壶汉画像石赏析》（《中原文物》年5期）介绍了这幅画像石。画面上中置一壶，内插2支箭矢，壶左放一个酒尊，上置1把勺子，壶的两旁有2人席地跽坐，全神贯注，执矢投壶。左侧1人，常败将军虽然喝得酩酊大醉，被侍从搀扶正欲离席，但仍是摆出不服气的样子。右旁司射，正注视着这场比赛，跽坐侧身，右手手心朝上，似乎是在计算。左手执一木质的兽形器，也叫“筹”，用以计算投入壶内箭矢的数目判别胜负。应当留意的是在东汉时期，投壶的“壶”为张口、长颈、扁腹、高足的“长相”，一局采用4支箭矢，即左手执三，右手准备投掷。

　　古代的“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”六艺，是贵族男子必须掌握的技能，“射”就是射箭，是个人孔武有力的最好表达项目。彼时的诸侯举办宴会时，经常会邀请客人参加射箭，碍于射箭受到场地的限制，且具有危险性，逐渐演化为以箭投壶。可见，这项活动是由周代六礼中的射礼演变而来。《礼记·王制》载：“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，明七教以兴民德……”设立“司徒”官职用于修习六礼以节制人民的性情，明辨七教以提高人民的道德。到北宋时期，司马光还在《投壶新格》里说：“夫投壶闹事，游戏之类，而圣人取之以为礼。”可见，投壶是一项用于表达人们内心修养、讲究礼节的活动。为此，《礼记》还专设《投壶》一章，记述宾客宴饮之间讲论才艺的投壶礼节、方法和规则，“投壶之礼，主人奉矢，司射奉中，使人执壶。”意思是将一只壶口大张、长颈的铜壶放在厅堂之上，参加比赛的人各自握铜制箭矢数枚，跪在与铜壶有一定距离的地方，将箭矢投掷入壶，每人可连续投数次，入壶多者为优胜。有一人充当司射，相当于今时的裁判。

　　最早见于古籍记载的是《左传·昭公十二年》中晋昭公在公元前年设宴招待齐景公举行的一次投壶比赛。原文如下：晋侯以齐侯宴，中行穆子相。投壶，晋侯先。穆子曰：“有酒如淮，有肉如坻。寡君中此，为诸侯师。”中之。齐侯举矢，曰：“有酒如渑，有肉如陵。寡人中此，与君代兴。”亦中之。伯瑕谓穆子曰：“子失辞。吾固师诸侯矣，壶何为焉，其以中俊也？齐君弱吾君，归弗来矣！”穆子曰：“吾军帅强御，卒乘竞劝，今犹古也，齐将何事？”公孙叟趋进曰：“日旰君勤，可以出矣！”以齐侯出。

　　晋昭公要举行宴会招待齐景公，由中行穆子来主持。席间要投壶，晋昭公首发，穆子说：“有酒像淮河，有肉像高丘，晋公投中统帅诸侯。”果然投中。齐景公举起箭矢，说道：“有酒如渑水，有肉像山陵，我投中了来代替你。”也投中了。晋国另一位大夫伯瑕很不高兴，对穆子说：“你怎么这样说呢？我们本来就是诸侯的统帅，小小的壶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不就是一个投壶活动嘛。齐君认为我们国君软弱，回去以后不会再来了。”穆子说：“我们军队统帅坚强有力，士兵们个个斗志昂扬，就这样一如既往下去，齐国又能做些什么？”齐国大夫公孙叟快步走到他们面前说：“天晚了，国君也累了，散吧！”陪同齐景公走出去了。

　　这条记载说明，晋国自从晋平公在公元前年修筑春秋时期数一数二的大型宫殿“虒祁宫”后，晋国霸业充满危机，诸侯也不听话了，甚至如齐景公一般对霸主地位跃跃欲试，由此拉开了六卿争霸、三家分晋的序幕。而投壶作为诸侯宴饮的正式礼节早已出现，最晚在春秋晚期投壶已经成型，结合中行穆子本人，对于认识多年前的投壶极具意义。

　　中行穆子，就是荀偃之子荀吴，时为晋国卿大夫，他征伐兼并晋国周边及山区的戎狄，灭掉太行山以东白狄及洛阳之南的陆浑戎，捍卫了晋国的霸业。晋文化考古学者田建文先生最新考证，侯马晋国遗址中的上马墓地13号墓就是中行穆子的墓。

　　这座墓是年冬考古人员在上马墓地进行首次发掘、清理出的14座东周墓葬中的一座。《考古》年第5期发表了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侯马工作站《山西侯马上马村东周墓葬》的考古报告，由王克林先生执笔。其中，13号墓最大最宽最深，头北足南，墓口长5.2米、宽3.65米、深6.2米，葬具一棺一椁，随葬品很多，有铜贝、包金贝多枚，有铜器、包金器、玉器、骨器、装饰品、陶器共计多件。铜器中分为铜鼎、鉴、方壶、敦、簠、鬲、甗、盘、舟等容器，铜戈、矛、箭头等武器，铜锛、凿、锥、刻刀、刀等工具和铜钮钟、石磬组成的乐器，铜器中随葬着2件“庚儿鼎”。张颔、张万钟先生著文《庚儿鼎解》（《考古》年第5期），认为作器者为江淮地区的徐王之子庚儿，指出：“它们可能作于鲁襄公（公元前～公元前年）时，正当晋悼公、平公之际。此时期，吴季札、郑子产和齐晏婴都到过晋国。庚儿鼎之入晋，或在这个时期。”能以来自徐国的铜器“庚儿鼎”作为随葬品，可见墓主人的级别之高。

国家博物馆藏上马墓地十三号墓出土铜方壶

山西博物院藏上马墓地十三号墓出土铜方壶

　　铜器中，随葬着形式相同的铜方壶两件，口长24厘米、宽19厘米，高约90厘米，方口微张，长颈，壶盖四角作透雕龙形，高足也是透雕龙形，两耳做兽状衔环，肩部四角亦有龙形辅兽，表面装饰相当华美。这两件方壶分别收藏于国家博物馆和山西博物院。有人认为，这两件方壶除用于盛放美酒之外，也可以用作投壶。理由是：一是上马墓地13号墓的2件铜方壶，与南阳东汉画像石上的投壶造型如出一辙，都具有张口、长颈、扁腹、高足的特点。二是上马墓地13号墓中还出土了约50支铜镞，一类约40支，双翼，有脊，箭头还带有血槽，长6厘米；二类约6支，三翼，长铤，镞身断面作三角形，长7.1厘米；三类4支，体小，圆头，长铤，长2.6厘米。一、二两类铜镞都极为锋利，当用于实战。三类铜镞从形制上察看，根本不具备战时需求，极有可能是用作投壶的“铜箭矢”了。

　　投壶为什么用4支铜箭矢？《礼记·少仪》篇中有关投壶礼记载，孔颖达疏曰：“投壶礼，亦宾主四矢，从委于身前坐，一一取之。”由此可知，投壶用矢数量以四矢为一轮。筭是计算投中次数的筹码。一筭对应一矢，投壶每人四矢，这种方式一直沿用到明清时期。

　　明代，佚名《朱瞻基行乐图》局部之“投壶”，描绘明宣宗朱瞻基便服檐帽在御园观赏并参与投壶赛事。宣宗端坐于马杌上，手执一箭矢，投壶置于离席位约二矢半的距离，所投3支箭矢皆入壶中，而其对手所投3支箭矢则弹出于地上。清代任熊的《姚大梅诗意图》有“投壶”图，图中右侧一身着棕色貂皮大衣的老者，手里捧着4支铜箭矢；身前站一青衣男子，手持1支铜箭矢意欲投掷。左侧一人头戴巾帽，脚蹬皂靴，左手背后握有3支铜箭矢，背向投壶，右手扔出1支铜箭矢，正扭头观望会否投中，也是4支铜箭矢。

　　上马墓地13号墓出土的这对铜方壶和与之配套的4支铜镞，当为春秋晚期铜投壶及投壶所用铜箭矢，只是铜箭矢的木质部分已经腐朽而不知其长度了。从这两件铜方壶高约90厘米，及铜箭矢投入壶腹内在壶口露出的尾部看，整个箭矢当为70厘米左右，这也是目前所知最早的投壶用具铜方壶和铜箭矢了。（吉娜娜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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